（年3月，湖南常德临澧县公安局民警和临澧县文物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被盗墓穴现场勘查。图/新华）
阻击盗墓贼
本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11.2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年10月19日，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刘继园落网。
在被通缉之前，刘继园在南京长期经营一家“古工艺品店”，以合法经营古玩为幌子，暗中倒卖国家珍贵文物。自年至年期间，刘继园涉嫌多次从盗墓者手中违法收购舍利、编钟、铜虎、金棺银椁、鎏金棺、铜镜等国家珍贵文物进行倒卖。年案发后，刘继园突然销声匿迹，陕西、安徽警方相继对其上网追逃。公安部先后两次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涉嫌重大文物犯罪的刘继园。
年以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经过三次持续专项打击，侦破各类文物犯罪案件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名，打掉犯罪团伙个，追缴文物余件。公安部连续发布四批A级通缉令，通缉42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已抓获38名。
今年8月31日，公安部、国家文物局部署继续开展为期1年的新一轮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盗窃盗割石窟寺石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盗窃古塔等文物建筑犯罪，以及针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国家珍贵文物等犯罪。
一面是打击文物犯罪进入常态化，另一面在打击文物犯罪时仍面临管辖权、专业人才、机构编制、司法困境等诸多难题。利剑虽然高悬，但征途依旧漫漫。
滞后性和管辖权困境
“现在出现了一个怪圈”，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沈*说。
寿县曾是战国后期楚国国都，到唐、宋时，寿县以繁华著称于世。因为墓葬资源丰富，这里被称作“地下博物馆”。沈*所在的寿县公安局一直奋战在打击文物犯罪的最前线，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但盗墓者一直还在干。”多位一线警方人士认为，盗墓犯罪获利极大，而犯罪成本却不高，这使得盗掘古墓犯罪一直难以禁绝。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打击盗墓犯罪要走“趋严”的路子。年刑法修正案（八）把涉及文物犯罪的死刑全部取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指出，刑法中将盗墓取消死刑，于是立竿见影地造成了盗墓现象更加猖獗，这非常值得引起大家的反思。
对于警方而言，打击盗墓犯罪常常遇到无人报案的尴尬。文物案件数据的来源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二是报到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的数据。山西警察学院教授、晋中市公安局榆次分局副局长靳平川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文物系统掌握的数据其实很少，而公安机关掌握的数据也只是一个立案数，由于各种原因，各类案件的立案和发案存在数据差。大量的古墓被盗掘后由于没有直接受害人而导致“民不告”，所以盗墓案件的立案数远远小于发案数。
更为被动的是墓葬被盗的情报信息常常存在滞后性。例如淮南武王墩古墓早在年就遭到盗掘，直到年初，河北定州市公安局侦破一起盗掘古墓案件，该团伙成员检举揭发，淮南警方才接到线索。“打击永远都是滞后的，你都没有发现，怎么立案？又怎么侦查？”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升忠坦言道。也有考古学者抱怨，“我们似乎总是跟在盗墓者身后，被动的进行应急保护”。
在山西“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中，发现遭到盗掘是在年，而盗墓早在年就开始了。陶寺北墓地原先并非是保护区，直到发现遭盗掘才开始申报。“保护区都是盗出来的。”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有些无奈地说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盗墓案件案发时，并没有被划定为保护区，大部分古墓在还不是保护区的情况下就已经被盗的乱七八糟了。“只要找不见墓坑，就很难固定证据，中间线索一断，再追查就难了。”
文物犯罪最大的特点就是遍布全国，文物领域地下渠道其实是四通八达，盗墓犯罪团伙时常跨区域流窜作案，给警方打击文物犯罪带来挑战。这需要公安系统建立高效精准的情报信息系统和共享机制。
（年7月，四川青神县公安局成功破获一盗墓团伙案，缴获、追回明代文物件以及盗墓作案工具。盗墓贼在指认所盗文物。摄影/本刊记者刘忠俊）
“我们已经超前在谋划这件事情。”*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多数古墓被盗后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往往报案时已错过最佳侦破时机，针对此普遍性问题，淮南市公安机关建立了重点人员库，通过对流动到淮南的全国盗墓高危地区人员活动轨迹进行数据研判，结合文物部门提供的疑似被盗掘案件信息提取有价值线索，对重点人员实行立线经营侦控，从而实现精准打击。《中国新闻周刊》亦从上海警方获悉，当地公安机关与其他外省市也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同时重点